访谈 | 陈亚军-布兰顿教授访谈（上）- 德国古典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及推论主义语义学

2010年1月28日下午，在Brandom位于匹兹堡大学哲学系的办公室，我对他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谈。此前，我们已经有过多次谈话。本来可以在那些谈话的基础上，整理出一篇较为轻松的文字，然而当听说访谈内容可能将被发表时，Brandom表现出十分认真的态度。应他的要求，我事先将访谈准备提出的问题寄给他，便于他有所准备。这次访谈主要涉及他思想背景中的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国实用主义要素。2月3日下午，我又对Brandom教授进行了第二次访谈。这里发表的是第一次访谈内容。

陈：我们知道，在现代英美哲学视野中，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Hegel哲学，已经是过时的古董。分析哲学是以反Hegel哲学起家的，而作为分析哲学的当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你为什么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Hegel哲学这么情有独钟？Hegel哲学中的什么使你如此着迷？

RB:嗯，好的，我想说两点。第一点想从Kant开始说起。现在，在英语哲学界，人们很容易忘记了，对Russell 和Moore这两位分析哲学的开创者来说，唯心主义的腐败，在Kant那里已经开始了。他们对Kant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人们不能打开同一扇门，它足以让Kant进来，又足以能迅速地将Hegel排斥在外。在他们反驳英国唯心主义时，Hegel自然是他们的巨大敌人。在英语哲学界，主要由于上一代的Peter Strawson和Jonathan Bennett在理论哲学领域的努力，和Rawls在实践哲学领域的努力，Kant被重新引入分析哲学界。

而且，我们现在很清楚，不仅像C. I. Lewis这样的美国哲学家，而且像Carnap，其实也都是新Kant主义哲学家。Kant的框架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英语世界，从学术的角度说，进入Kant研究的黄金时期，已经有好几代了。我想，我们现在看清楚了，Hegel也是一个有趣的Kant读者，我们不能在哲学上忙于Kant而忽视了Hegel。总之，我认为，Russell 和Moore是对的，你不能打开同一扇门它开阔的足以让Kant进来，又迅速地把Hegel挡在了门外。Kant现在被稳稳地安放在分析的太空中。所以，如果你认为Kant今天对于我们还能说出有意思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也是对Hegel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Kant理论的核心观念，也就是他的整个哲学所围绕的轴心，是他的这样一个深刻洞见：将判断和意向行为与只是自然创造物的反应区分开来的，不是有没有Cartesian式的心灵要素的事实问题，而毋宁是说，判断和行动是我们在一种独特意义上对之负责的事情，它们表达了我们的承诺。这些都是规范的观念。Kant的核心洞见是概念推论（the discursiveness），是规范现象。从我对他的阅读和理解来说，他的主要革命不是哥白尼式的革命，而是他的规范转向，将概念推论活动看做是某种我们必须以规范术语加以理解的东西。

但假如我们问Kant，这些规范的性质和起源是什么，他对此几乎没什么东西好说。在我看来，正是在这里，Hegel出场了。Hegel说，规范是社会通过相互承认而构造的。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规范性质的社会理论。我认为，这种观点，直到后期Wittgenstein，才被真正重新恢复。正是Wittgenstein告诉我们，一方面，是意向性的规范维度，另一方面，是它的社会维度。于是，我们可以回过头去重新看待Hegel，他对于我们现在重新发现的问题有引人入胜的东西要说。的确，试想一下，假如人们可以回到过去，把Hegel理解为在现象学中强调意向性的社会和规范特征的Hegel的话，那么从1807年以来，哲学史会有怎样不同的演变？我想，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陈：Rorty曾经说过，Sellars将分析哲学从它的Hume阶段推进到Kant阶段，而你将分析哲学从Kant阶段推进到Hegel阶段。你赞同这种说法吗？你觉得他在什么意义上这么说？

RB:嗯，Sellars说他希望——我也希望如此——他的工作起到了这样的结果。Rorty说，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我的工作会有那样的结果。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工作，这还没有发生。我认为，我们至今还没有充分将分析哲学从Hume阶段推进到Kant阶段，更不要说后面的从Kant阶段到Hegel阶段了。我确实认为，这两个推进都在进行当中。

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我已经说了，推进到Kant阶段是怎么回事。它超越把经验看做自我的私人内在片段——即Erlebnisse——的经验主义，而把经验看做Hegel所说的Erfahrung——某种被做的事情，它是杜威教导我们所思考的东西。它关注哲学家们所谈论的那些话题的规范性质。我认为，Hegel的推进，在语用学方面，是根据社会实践来思考规范；在内容方面，是主要根据判断来思考内容，就像Kant所做的那样。对于Kant来说，判断是经验的单位，因为判断是我们能够对之负责的最小的单位。根据推论，Hegel说三段论，来思考内容，是判断的真理；人们只能通过理解作为充当推论前提和结论的命题，来理解命题内容。因此，这两个推进，即从Kant的规范洞见向社会线索的转变，以及在概念内容方面，将焦点从判断转向推论，是从Kant推进到Hegel；而对于判断观念的关注，则是Kant对关注次语句表达式[1]所表达的东西——整个传统，包括直到Kant的经验主义传统都聚焦于它——的转变。结果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观点：首先是推论，其次是命题，再次是次语句表达式，它整个颠倒了解释的顺序。

陈：尽管你精心构造的理性主义继承了德国的理性主义传统，但它又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和它有所不同。你是否能简单地说说你的理性主义和德国理性主义的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

RB:有一点最大的区别，那就是，我很荣幸地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它能帮助我熟悉20世纪语言哲学那些基本的、严肃的工作，这些工作Leibniz不可能知道，Spinoza也不可能知道。理性主义被转向语言学线索，理性主义接受了语义学传统的洞见，这个传统从Frege，经Russell和Wittgenstein，延续到Carnap和Tarski，并事实上到当代牛津语义学，它使理性主义外貌看上去有很大的改变。

另一方面，我的理性主义是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我是从在我看来被古典美国实用主义、《存在与时间》的作者Heidegger以及《哲学研究》的作者Wittgenstein所共享的东西开始的，强调概念推论活动是我们自然历史的一部分，是用来澄清隐含了规范的社会实践的。这个传统，古典美国实用主义以及从早期Heidegger到后期Wittgenstein的实用主义传统，并不是理性主义的。他们想要模糊概念推论能力和非概念推论能力之间的区别，强调我们和非语言使用的动物之间的共同的东西，而不是像包括Kant在内的理性主义传统，强调在概念推论者和非概念推论者之间的清晰界限。Wittgenstein认为，语言没有“城区”（downtown）, 它都是郊区。但我的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说，在Sprachspiele（德语“语言游戏”）和其他种类的游戏之间，在概念推论活动和非概念推论活动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具有标准的界限。语言确实有城区，那就是给予理由和索取理由的游戏。

. 概念推论活动的特点在于，某些行为表现可以具有做出论断——即承担既可作为理由同时又需要理由的承诺——的社会实践意义。这个观点是我从Frege、Dummett，以及最直接地，从我特别的哲学英雄Sellars那里，提取出来的。因此，我想说，传统理性主义和我的理性主义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我的理性主义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这和古典实用主义也不相同。

陈：在《分析哲学和Hegel精神的回复》一书中，Redding教授将你和McDowell看作致力于复活Kant-Hegel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你们都从德国古典哲学那里汲取了很多的养料，但你们的结论却差别很大。McDowell仍然要保持经验主义的基本洞见，而你则主张完全放弃经验主义，为什么会是这样？

RB：啊，那取决于你站得离我们有多近，你和我的视角有什么样的不同。正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所具有的Kant-Hegel式的气质，McDowell和我都是当代分析哲学的局外人。我们认为我们俩的道路在90%或95%的方面是一致的，是手挽手并行走向同一个方向的，但是在某一点上，我向左转，他向右转，在那旅途的5%的地方，我们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当我们注视彼此，我们自然感到困惑，对方怎么回事？在旅途的正确方向前进了95%，会突然采取了这种彻底的，错误的转向？我挖苦地说，那是一种双向的、对称的情形。所以，在过去的十年或更久一些，我们一直在讨论，试图弄清，在我们的基本方法那里，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在我们之间存在这么多一致的背景下，还在某一点上有分歧，我们有责任讨论这种分歧。

比如，McDowell和我都是关于世界的概念实在论者。我们认为，世界实际上是独立于人的，但已经被概念所塑造。这是我们赞同Kant、Hegel的地方之一。我们也都更加被这个学说的Hegel版本而不是Kant版本所吸引。就像我对这个观点的澄清那样：概念塑造和心理学或首先和主体活动，没有任何关系。所谓被概念地清除表达，也就是处在实质后果以及实质不相容的关系之中。它们清除表达了概念，我们主体可以把握的概念，即——用Kant的术语说——我们可以用来约束我们自己的那些规则。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思考概念，就像Hegel所做的那样——他用来称呼实质后果关系的语词是中介，Vermittlung，他用来称呼实质不相容的是限定性的否定。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思考概念（the conceptual），并且如果你是一个模态实在论者的话，你就是一个概念实在论者；也就是说，如果你相信，某些性质确实推出对另一些性质的蕴含——如果某物是铜那么它就是金属的，如果你相信某些性质处于模态上强烈排斥的关系中——如果某物是铜的样本，那么它不可能是一种电绝缘体或在摄氏1024度以上不被融化，如果你认为，某些性质和事态彼此相互蕴含或处于模态上强烈排斥的关系中，那么你就是在说，世界是处于概念塑造中的。McDowell可能不愿意接受对概念的这种刻画，但是《心灵与世界》的基本承诺之一，就是概念没有外在边界，概念并不局限在知的耳朵和行为当事人之间，当我们现身时，世界其实就已经在概念塑造中了。在我们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那些概念塑造显示给我们，扎根于我们。

我们发现，探讨我们观点之间的相同和不同，最有成效的检验台之一，就是对于概念工具的思考，就是关于感性经验对于概念内容所做的贡献的思考，用我使用的术语来说，就是关于感觉能力（sentience）和智识能力（sapience）之间关系的思考。我对Quine在“经验主义两个教条”以及Sellars在《经验主义和心灵哲学》中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印象非常深刻，我相信，没有一种值得坚持的哲学观点，可以用经验主义来命名。最低限度的经验主义认为，没有感觉经验，没有做出用非推论报告所表达的知觉判断的能力，我们就没有经验知识，我们的思想就没有经验内容。这种最低限度的经验主义，如果你愿意的话，从来没有人会否定它，我不会否定，Leibniz肯定也不会否定。这种经验主义，不值得争斗。它过于是一种安慰剂，一种没有争议的东西。至于比这更强的经验主义主张，我不认为有任何存在余地。而另一方面，McDowell认为可以有一种经验主义，既比它更强又能够抵挡来自Quine和Sellars的共同批判。嗯，这就是我们还在争论的地方。

陈：Habermas对你的哲学工作有很高的评价。我很想知道，你和Habermas之间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又是什么使你们之间有所不同？

RB:在我哲学生涯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一直对Habermas的一个课题印象深刻并受到启发：那就是将伦理学理论，以及特别是政治学理论，建立在我们概念推论的基础上。正因为这种方式，他成了我们的英雄Kant和Hegel的可尊敬的后裔。Kant和Hegel认为，如果你想要理解我们是如何表现的话，那么你就应该思考我们是什么，用我的话说，思考我们通过采用那种规范的承诺——在判断和行动中运用概念时涉及到这种承诺——我们隐含地承诺了什么，也就是说，在什么地方找到那种基本框架，帮助我们思考怎样从我们的形而上学中，构造出对于我们作为概念推论者的自我本性的理解。

在我读的第一本Habermas的书《知识与人类兴趣》中，他为用那种方式思考问题给出了很好的例子，但是在我看来，他使用了过时的和不恰当地取自英美传统的语言哲学，一种比我70年代作研究生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的语言哲学更早一代的语言哲学。因此，我当时很有兴趣想知道，假如Habermas不是受到Peirce、Austin以及Searle的启发，而是受到Dummett、Davidson以及Wittgenstein的启发的话，他的观点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的。Habermas第一次知道《使之清晰》一书的情况是这样的：他那时在西北大学每年待一个学期，他们当时有一个举行多年的关于那本书的研讨班。Habermas很好的朋友和钦佩者、我的博士生导师Rorty，向他推荐了这本书，告诉他这正是他所需要的。Habermas知道，他的系统思考的核心，是意义和有效论断——即要求证成的论断——之间的关联。在他的系统思维的核心，存在着意义和证成之间的关联。但他在90年代认识到，他还从来没有对此做出清晰论证，这是基础性的原则，是他由之出发的地方。当他看到《使之清晰》时，他看到了，那正是我很想弄清楚的东西，我想论证，为概念推论者所特有的关于意义的概念内容，与推论的阐明具有内在关联，这种推论阐明是一种实践，一种给予理由和索取理由的实践，推论关系是证成实践的结构。因此，按照他自己对《使之清晰》的最初阅读，Habermas看到——正如在他之前Rorty已经看到的那样——一种充分论证的前景，一种以分析的方式清晰地对意义和证成在概念上的相互作用的讨论。所以，他自然很有兴趣，想弄清是否他可以从我那里获得一种推论语义学和规范语用学，他对我尚未完成或一直在从事的方式感兴趣。如果你将那种论证正好置入他几十年来一直阐发的工作机制——从你关于交往行动，关于语言和意义的基本观点中提取出道德和政治理论结论——中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当然，他关心的是，我思考语言的方式——而不是他在诸如《语义学的普遍性》中所具有的那种七十年代早期和八十年代的“普遍语义学”方式——能否在不论你是否已经接受了对他所心仪的自由民主的证成的情况下，得出同样的政治结论。

我认为，我们的不同工作方案导致我们从不同的方向看待这种联系：他更关心政治学理论，在思考概念推论时，从他那里回溯过去，可以看到一个很宽厚的Kant主义基础；而我关心的主要是概念推论，对它做出恰当说明，不大在意它的政治学后果如何。因此，当我试图阐明话语观念时，我并没有回过头去看政治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一直在进行交谈，试图校准我们的不同观点。

陈：在大多数人眼里，实用主义长期以来和经验主义联姻，你既反对经验主义，又号称自己是实用主义，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在你看来，什么是实用主义的硬核？

RB:我感兴趣的那种实用主义比起古典美国实用主义，意义要更加宽泛一些。它不仅包括了古典美国实用主义，也包括了早期Heidegger、后期Wittgenstein、Sellars、Dummett、Davidson、Quine等一批人物，其中有些就是运用实用主义批判经验主义的。比如Quine和Sellars。所以，Quine对经验主义的批判（《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就总是追问，在经验主义特别是Carnap那种经验主义的核心，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理论区分，它们给语言实践的解释带来了怎样的不同。Sellars在他的“所予神话”以及《经验主义和心灵哲学》中所进行的批判，事实上就是瞄准了使用语言、运用概念的实践。

我想，我所说的原初实用主义(fundamental pragmatism)是对一种解释顺序的承诺，它开始于知道如何（knowing-how）的实践能力或实践，追求对知道什么（knowing-that）或相信什么的理解，即根据那些实践能力或人们所介入的实践活动来使用概念。这是最原初实用主义，按我的看法，人们不仅可以顺着一种宽泛的经验主义方向精心阐述这种实用主义，就像古典美国实用主义所做的那样，并在一定程度上就像Quine所做的那样，而且也可以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构造一种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我理解Hegel就是这样做的，它是对传统经验主义的实用主义的一种可行的替代。

我认为，在语言哲学中区分不同的实用主义论题是很重要的。我称作“方法论的实用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理论假设的意义，或概念，或概念内容，其要点在于解释、阐明、整理那些制约语言表达式使用的恰当性，以便知道——比如Dummett总想知道——从我们将某种性质归于意义那里，会产生什么样的解释收益（payoff）,我们能得到什么解释收益，我们怎么理解语言表达式的使用以及如何恰当地使用语言表达式；如果我们不能从它那里获得附加的解释的好处，那么，这种方法论的实用主义告诉我们说，在这种解释的方式中，轮子在空转，这是令人厌恶的。

陈：虽然你称自己为实用主义者，但很显然，你的实用主义和古典形态的实用主义有着很大的区别。作为分析的实用主义者，你认为，实用主义的主要缺陷是什么？怎样克服这种缺陷？

RB:作为古典实用主义的实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下意识地顺着Kant和Hegel发展出来的。特别是在Peirce那里，我们看到它有很多Kant要素，还是在Peirce那里但尤其是在Dewey那里，我们看到了Hegel的一面。Dewey在开始他的哲学生涯时，是个正统的Hegel主义者，他的整个一生，都很高兴人们称他为自然化的Hegel主义者，致力于将Hegel自然化。

他们对德国唯心主义的很好的继承之一是，他们的确领会了心灵、意义和理性的基本规范特征，这是Kant的最基本的深刻见解。而且，他们根据能力和实践来思考规范性，也就是以实用主义所欣赏的方式来思考规范性。这真的非常的好。在我看来，他们放弃Hegel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其实是一种倒退。他们能在这一方面，把他们的经验主义版本和自然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结合起来。这有一个基本的好处，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经验主义——不论是它古典的英国经验主义版本还是20世纪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版本——已经处于与自然主义的实质的张力中，这种自然主义也被那同一批人物所倡导。

这在Hume那里已经是这样了。在Hume那里，我们看到，他的经验主义走向了对作为牛顿科学本质的模态观念的怀疑主义。在Quine那里，我们看到，他的残留的经验主义使他走向关于模态的怀疑主义，这导致——当他试图将它和自然化知识论结合起来时——他不能不是一个科学中的修正主义者，因为他没有给自然法则留有余地。在维也纳学派内部，主要的观点分歧和冲突，是在像Schlick这样的经验主义者和像Neurath这样的自然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嗯，他们都是经验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但是当他们之间有一个冲突，比如关于模态问题的冲突时，Schlick会走向经验主义一边，而Neurath会走向自然主义一边，Carnap处在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判决的很不舒服的位置上。是的，古典美国实用主义有一个经验主义版本和一个自然主义版本，它们结合得更好一些，没有那种张力。我在我的一些著述上对此作了描述，在我的一些著述中，我谈了这是何以可能的。因此很自然，他们既是自然主义者又是经验主义者，这正是那个观点诱人的地方之一。

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在从事给予和索取理由、能够使用语言的创造物和不能这么做的创造物之间做出明确区分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理性的深刻洞见的话，那么关于概念推论他就失去了重要的东西。这是关于内容方面的。但从效力的角度说，从语用学而不是语义学的角度说，如我说过的那样，古典实用主义者们，赞成规范的深刻洞见，他们将Kant和Hegel绑在一块，断然将他们与他们的前辈区别开来。但他们对概念推论规范性的理解方式是很奇特的，这种方式为他们的实用主义所特有。那是一种工具的思维方式。规范来自于我们在应付环境的活动中所产生的目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进化的概念，一种广义的工具概念。它帮助我们实现了我们的愿望，或使有机体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繁荣发展。嗯，我认为，这种规范概念有某种道理，但我认为，它最终过于限制了规范观念以至于不能理解更高的意向性问题。我们可以运用逻辑语汇使那些语言使用清晰化，在《使之清晰》中，响应Wittgenstein，我建议，规范的社会观念，比起古典美国实用主义的自然化的、进化的、最终工具主义的规范观念，可以更好地具有同样效果。

陈：由于在你的哲学中仍然保留了表象的观念，你同时受到来自你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批评。比如，Rorty对你仍然保持对表象观念的敬意感到失望，而Fodor则认为，从推论观念中根本无法获取表象观念。你怎么回应他们的批评？

RB：啊，在某种意义上，我处在很不舒服的中间位置上。实用主义的口号之一，是说自Descartes以来，在古典哲学传统中一直保留的表象观念，应该被应付环境的行为观念所取代，它是自然创造物所具有的与其环境的交换作用，一种知觉循环，一种做事情，一种广义上对做的结果的感知，一种学习过程。他们主张，对于这种过程的恰当注意，可以做表象观念一直在做的那种理智的、哲学的工作。在我们这个时代，Rorty在这一方面继承了他的英雄James 和 Dewey。Huw Price一直在推动一种类似的反表象主义的实用主义路线。

我认为，对与环境交互作用——一种实践意向性——的思考这一面，和表象观念这一面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对立。我认为，要保持我所说的原初实用主义，人们应该尝试用某种类似功能主义的方式，根据在与环境的实践意向交互作用中所扮演的某种角色，来理解概念内容。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实践意向性来理解概念推论的意向性，这是思考原初实用主义的一种方式，概念内容具有表象维度。在《使之清晰》的后几章，我试图说明，人们如何可能采用这种功能主义语义学程序，根据语用学来理解语义学，根据知道如何来理解知道什么，并以那种方式，引出表象观念。

另一方面，Jerry Fodor认为，推论观念不是先于表象观念的。他认为，即便对不是语言使用者的非概念推论创造物，我们也需要一种表象观念。我不同意他这个观点。我只是认为，表象观念对于概念推论意向性来说，并不重要；它是关于实践意向性的已有故事的一部分。你确实具有推论实践，即概念推论实践或语言推论实践；你正在从事社会实践，在那里某些行为表现具有做出断言的实践意义，我们将做出断言理解为承担承诺，其他实践参与者会向承担者提出承担这些承诺的理性资格问题，——当你做到以上实践时，某种新的东西出现了。

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我和Jerry Fodor之间的分歧，是当我们使用像推论和表象这些观念时，我们的谈论彼此错位的问题。他思考的是那样一些事情，它们可能已经在非语言使用的创造物的耳朵之间发生了，我不否认，大体在那个层面上，它们是完满的感性表象观念，但我要提供给理论的，是某种只在社会语言实践背景中发生的东西。

陈：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先到这里吧。谢谢你对问题的回答。

RB：不用谢。我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注释

[1]指单称语词和谓词——译注。